首都机场冀中星“爆炸案”令人叹息。这使我想起美国女作家比彻·斯托夫人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该书出版后，我国翻译家林琴南将其译成中文，书名为《黑奴吁天录》，这个半文言的书名更能确切地表达该书的主题。冀中星的经历与汤姆一样令人心酸。他处在社会的底层，打工时用摩托车载客，被村镇治安员殴打导致瘫痪，丧失劳动能力。当他被殴打致残后，可能内心中还在安慰自己：“不怕，有政府，有法院呢，我要去告他们！”他完全可以期待通过司法途径得到救济和补偿，从而尽可能地将伤害减小。但结果是，通过艰难的诉讼，一审、二审都败诉了，而且理由是那么的冠冕堂皇：证据不足。

二审输了，就没有救济途径了。这对一个丧失劳动能力、瘫痪的人打击有多大，一般人也想得到。如果说被殴打致残是对他第一次伤害，那么当他求助于司法机关希望通过法律途径求得公平正义，却因为自己处于弱势而得不到公正的处理时，可以说给他造成了第二次伤害。而且这次伤害可能比第一次的更严重，这一次使他对法律、对公平正义丧失了信心，改变了他的观念。这次的伤害更为彻底。公平正义在冀中星的经历中始终没有到来，可以说丧失了底线。就像巴尔扎克所说的那样：“法律要跟一个伤心的人找多少麻烦，真是想象不到的，那简直要叫人恨文明而觉得野蛮人的风俗可爱了。”

在我们的社会中，有多少像冀中星这样的人，受了冤屈求告无门呢？我想恐怕不只一两个。几年前的郑州工人张海超，被多家医院诊断为尘肺，但企业拒绝为其提供相关资料，在向上级主管部门多次投诉后他得以被鉴定，但有关部门却作出了“肺结核”的诊断。为寻求真相，这位28岁的年轻人不顾医生劝阻“开胸验肺”，以此悲壮之举揭穿了谎言。这些事例虽然属于个案，但也说明处在社会底层的人要求得公平正义是多么的艰难。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我们设有专门的司法机关，难道不是为了解决这些不平之事的吗？但事实上没有那么简单。某些纠纷救济途径之刻板、复杂是令人生畏的。比如劳动纠纷，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这是劳动纠纷中常见的），先要进行劳动关系认定，然后要通过劳动仲裁，只有不服仲裁才可以起诉。这些程序足以让当事人望而却步。于是有不少人选择了上访。上访的结果又如何呢？可能更虚幻了。

表达不畅，维权之路的艰难与阻隔，使很多人的怨气越来越大，性格也越来越偏激。以至于北大孙东东教授说，那些上访的人大都有精神问题。孙东东的说法可能没有错，是有不少上访的人性格偏激，但他忘了说明这些人性格偏激的原因，可能就是给逼的，不少人是给逼得精神有问题从而走极端的。这就值得深思了。《人民日报》曾发表题为《执政者要在众声喧哗中倾听“沉没的声音”》的评论文章，把那些弱势群体求告无门的声音称为“沉没的声音”，认为执政者应注意倾听“沉没的声音”，因为大部分沉没的声音背后，都有未被满足的诉求，都有被压抑、待纾解的情绪。如果不主动“打捞”那些沉没的声音，难免会淤塞社会心态，导致矛盾激化。这是我们在探讨冀中星、陈水总等人的案件时应该加以思索的。他们是触犯了法律，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这没有疑问；但是，我们是否应该思考：是什么原因使他们走上这条路呢？如果找到了原因，是不是应该努力去改变这一切呢？

注：本文发表于《重庆律师》201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