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新某实业有限公司（简称新某公司）与重庆建某建设有限公司（简称建某公司）签订工程承包协议，但特别约定：该项目外墙保温、涂料装饰等工程由新某公司另行发包。之后，新某公司将上述工程发包给了重庆崇某建设有限公司（简称崇某公司）。崇某公司随后与重庆德某技术发展有限公司（简称德某公司）签订协议，约定由德某公司对该工程自行采购所有材料并施工。

2020年6月6日，德某公司杂工张某不慎坠落死亡。事发后，德某公司立即向崇某公司报告。但崇某公司未向应急、建设等相关行政主管部门报告。2020年6月11日，某市应急管理局安排执法人员前往案涉项目核实群众举报线索，崇某公司隐瞒事故，称未发生事故。

2021年6月8日，某市应急管理局作出处罚决定，认为崇某公司对隐患排查治理不到位，未及时发现并消除安全隐患，且在事故发生后隐瞒不上报，决定对该公司罚款175万元。

崇某公司不服，向某市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申请。某市人民政府作出复议决定，维持某市应急管理局作出的处罚决定。崇某公司仍不服，遂诉至法院。

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工程承包人转包工程项目的，仍对工程项目负有生产安全责任。因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依法对工程承包人的违法行为予以行政处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崇某公司将承包项目以“包工包料”的方式转包给德某公司，违反了《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三款“不得转包或者违法分包工程”的规定；该公司不充分履行生产安全管理义务；在出现生产安全事故后，不仅不及时、主动报告，还隐瞒实情；在无法隐瞒后，又极力将责任推至其他主体。其行为不符合权利义务相统一的原则，遂判决驳回崇某公司的诉讼请求。宣判后，崇某公司提起上诉。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此案为人民法院维护生产安全秩序典型案例。在建筑工程领域，广泛存在工程承包人不亲自施工，直接“包料包工”“一揽子”转包的现象。工程承包人在获取利益的同时，理应承担相应的安全生产管理义务。通过肯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行政处罚的合法性，驳回工程承包人的诉讼请求，该案裁判既具有维护特定项目安全生产秩序的个案意义，亦对维护普遍意义上的安全生产秩序提供了重要规范指引，可以防止其他主体效仿不良行为模式，从而对正常的安全生产秩序带来危害。

刘某东与申某系夫妻。申某于2020年8月去世，生前系重庆市某区某房屋的登记所有权人。申某法定继承人除刘某东外，还有二人之女及申某之父。法院判决指定刘某东为申某的遗产管理人。2022年1月，刘某东向重庆市某区不动产登记中心咨询以遗产管理人身份将案涉房屋登记在其名下，该中心答复：该事项是该区的第一例，之前没有遇到过类似案例，仍需要按照继承人身份进行房产过户。2022年9月，刘某东向重庆市某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申请以遗产管理人身份而不需要其他继承人参与的情况下将案涉房屋转移登记在其名下，该局收到刘某东申请后未对其进行书面回复。刘某东遂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判决重庆市某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协助其将案涉房屋直接过户至其名下，无需其他继承人介入。

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一、物权法定原则有物权种类法定之意，也有物权取得及公示法定之意。现行法律法规均无遗产管理人应当成为不动产登记权利人以及办理相关登记具体程序的规定。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简称《民法典》）关于遗产管理人的规定，遗产管理人仅是代表遗产权利人处置分割遗产，而无应当由其先行成为所有权人之意。三、根据《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开展遗产管理人办理不动产非公证继承登记工作的通知》的规定，遗产管理人可以与取得权利的人共同办理不动产登记。此举已经给予了遗产管理人履行职责便捷途径，无再由其成为不动产登记权利人之必要。综上，刘某东的诉讼请求缺乏法律依据，法院依法予以驳回。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本案为重庆市遗产管理人申请不动产转移登记的新类型案件，也是行政诉讼裁判文书融合行政法律法规与《民法典》说理论证的典型案例。遗产管理人是《民法典》创设的一项新制度，旨在打破遗产处理僵局、推进遗产顺利处置，对于维护遗产权利人权益、交易安全和经济秩序稳定具有重要意义。《民法典》关于遗产管理人的规定较为精炼，特别是在不动产登记领域，遗产管理人是否依其身份具有成为被登记主体的资格或必要，理论界颇有争议。本案审理没有局限于行政法律法规，而是结合《民法典》物权法定原则和遗产管理人相关规定进行分析论证，明确遗产管理人在办理不动产登记程序中，仅有代表遗产权利人依法办理不动产登记的权利，而无依其身份成为被登记主体的资格或必要。

许某系某镇某村某组村民，其房屋所在土地位于征地红线范围内（零星征地）。重庆市某区征地事务中心受重庆市某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委托从事征地事宜。2018年2月11日，许某与重庆市某区征地事务中心签订《异地迁建安置协议》，约定许某可享受异地迁建安置。2019年12月，许某所在的某社被整体征收，《异地迁建安置协议》实际上已无法履行。2023年3月17日，某区征地事务中心作出《关于拟撤销<异地迁建安置协议>的通知》：“……鉴于某镇某村某组的集体土地已全部被征收完毕并已撤销建制，客观上已不能履行《异地迁建协议》。我中心拟撤销双方签订的《异地迁建协议》。如你对撤销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撤销决定后依法维护自己的权利”。2023年3月21日，某区征地事务中心作出《撤销<异地迁建安置协议>的决定》（简称《撤销决定》）。2023年5月4日，重庆市某区政府对许某作出《征地补偿安置决定书》。许某不服起诉来院，请求撤销《撤销决定》，责令依法履行《异地迁建安置协议》。

重庆市北碚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八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非金钱债务或者履行非金钱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对方可以请求履行，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法律上或者事实上不能；……”。某社被整体征收，原协议实际上已无法履行，某区征地事务中心作出《撤销决定》实为解除原协议，符合前述规定。然而，行政机关行使单方解除权仍应遵循正当程序原则。本案中，某区征地事务中心在解除协议前，未告知许某享有陈述和申辩的权利、反馈意见的期限及不反馈的后果，违反法定程序，本应撤销，但因原协议事实上已无法履行，故仅确认《撤销决定》违法。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行政机关在行使单方解除权时，不仅需要满足实体合法要件，即不存在严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还需要符合法定程序。现行立法尚未对行政机关行使单方解除权规定明确的程序，则行政机关应当遵循正当程序原则。根据这一原则的要求，行政机关作出影响当事人权益的行政行为时，应当履行事先告知、说明根据和理由、听取相对人的陈述和申辩等正当法律程序，保障相对人的知情权和程序参与权。本案处理对行政协议中行政机关如何依法行使单方解除权具有示范作用，同时也为该类型案件的审理提供了相应参考。

幸某是重庆零某物流配送有限责任公司（简称零某公司）聘用的驾驶员，根据公司安排，负责配送重庆天某燃料有限公司销售的充有二甲醚易燃气体的气罐。2022年5月10日9时20分，幸某根据安排，驾驶轻型封闭式货车在路边装卸43个二甲醚气罐时，被某市交通局执法人员查获。某市交通局执法人员经调查询问，发现零某公司未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2022年8月27日，某市交通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认为该公司未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擅自从事道路运输经营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简称《道路运输条例》）第二十四条的规定，根据《道路运输条例》第六十三条的规定，对零某公司处以罚款三万元。该公司不服，诉至人民法院，要求撤销行政处罚决定。

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案涉车辆运输的货物系二甲醚，属于《危险货物品名表》中收录的危险货物。《道路运输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从事危险货物运输经营的，应当向设区的市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申请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零某公司未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从事危险货物运输经营，违反了上述规定，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某市交通局根据《道路运输条例》第六十三条的规定，对零某公司处以罚款三万元的行政处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结果适当，遂判决驳回零某公司的诉讼请求。零某公司提起上诉。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合法性是确保物流行业高效安全运行的基础。危险货物如易燃、易爆、有毒、腐蚀性等物质，在运输过程中存在极高风险，稍有不慎便会导致严重的人员伤害、财产损失或环境污染。严格执行危险货物道路运输经营许可制度，能够有效消除道路运输行业安全事故隐患，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人民法院依法支持某市交通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并明确即使是使用4.5吨及以下的普通货车从事危险货物运输经营的，也需要办理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的法律要求。本案的审理，为从事危险货物运输活动的小微企业确立了明确的法律界限，促使企业加强管理，推动运输行业向更规范、更安全的方向发展。

重庆六某金属回收有限公司（简称某回收公司）系收购废品的有限责任公司，李某是该公司职工，具体从事车辆驾驶和废品搬运工作。2022年7月31日下午，李某在另一公司的院坝中往车上搬运某回收公司已收购的废铁时滑倒受伤。重庆市某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简称某区人社局）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对李某作出《认定工伤决定》。某回收公司不服该决定，认为李某是在其他公司的工作场所受伤，且是在未经公司指派的情况下自行搬运废铁时受伤，受伤的直接原因还是李某穿着拖鞋搬运导致滑倒，系个人行为，不应被认定为工伤，遂提起本次诉讼，请求撤销某区人社局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

重庆市长寿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首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的“三工”因素工伤，其中工作原因是核心要素。判断工作原因实际是判断受伤与履行工作职责之间的因果关系，职工若因履行工作职责或从事与工作职责相关事务时受伤可被认定为工伤。职工在完成工作任务时所处的场所亦属于工作场所范畴。其次，工伤保险实行“无过失补偿”原则，职工在履行工作职责中的一般过失不是认定工伤的阻却因素，不属于《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六条规定的排除情形。本案中，李某为单位搬运废品，其用人单位是李某工作成果的受益人，故即便李某未经公司安排而自行搬运，也系因单位利益而为，其受伤属于工作原因造成。再者，收购废品是某回收公司的主要业务，李某作为驾驶员和收购员，不在本公司范围内开展工作属于常识常理，其受伤地点应被认定为工作场所的合理延伸。综上，判决驳回某回收公司的诉讼请求。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安全关系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是民生之本、和谐之基。守护住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是各相关职能部门应尽之责。本案针对生猪屠宰监管职能的归属、行政机关履行职责情况、社会公共利益保护情况，进行了详细评述，认定在行政机关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情况下，仅履行部分职能属于“不依法履行职责”，且未能有效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符合公益诉讼的认定标准，对人民法院审理同类型案件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本案通过行政公益诉讼，敦促行政机关共同协力加强食品安全监管，防止和减少私屠滥宰出现，避免未经检验检疫的猪肉流入市场，对保障人民群众食品安全和身体健康，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法治政府建设具有教育引导、警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