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作者单伟建先生（以下简称“作者”）是著名银行家和投资人，他负责收购重组的项目有两个成为哈佛商学院的经典案例。2019他出版《走出戈壁：我的中美故事》一书，引起轰动，《今日美国》《纽约时报》《加州时报》《金融时报》《华尔街日报》等媒体都发表评论，对本书充满赞誉和肯定，原美联储主席珍妮特·耶伦为该书作序。而在他奋斗之初却是一个只有小学文化的人，1969年知青下乡到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做了6年农民。后来在短短10年之间，他成为美国顶尖大学的教授，后成为投资人。本书就写了这段具有传奇色彩的经历。

作者1953年生于山东，大约一岁时随父母来到北京，他父母先后在抗日战争中参加革命，到北京后父亲在海关工作，母亲在外贸部做秘书，算是中层干部家庭。他家住在东城区台基厂头条外贸部和海关总署的宿舍大院，这是一栋平房，据说曾经是旧中国海关总署办公的地方。

单伟建六七岁的时候进入“三年困难时期”，食物短缺，他说当时父母尽量让孩子们吃饱，他母亲则经常忍饥挨饿，脸和腿都有浮肿，他那时就学会了帮母亲做饭洗衣。1960年他上小学后受到了良好的教育，由于父母都有工作，他住在学校，有专门的生活老师看管。那时的小学生作业不多，课余可以看小人书等课外书，他读得较多的有《十万个为什么》丛书，《科学家谈21世纪》等，后来加入了北京少年科技馆，学会了自己制作收音机。

单伟建小学毕业后就是1966年，进入了“文革”时期，学校废止了升学考试，很多中学都在搞武斗，他跟随大一些的孩子到处看热闹，四处游荡，后来又跟他们去参加红卫兵“大串联”，到过上海、上饶、福州、瑞金、赣州、井冈山等地。父母怕他惹事，把他和姐姐送回山东老家住了一段时间，他善与人同，不偷懒，跟农民一起干活。后来学校“复课闹革命”，他回北京上了“工农兵中学”，但“文革”期间已没有什么正式的课程，也没有课本，是在“学工”等过程中混日子。到了1969年，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他虽然实际只有小学文化，但作为名义上的初中生，必须下乡，到了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

兵团下设师、团和连队，他所在的连队在一个叫乌拉特前旗的地方，四周都是荒漠，住在临时搭建的棚屋，没有电，吃的是糜子米，而且吃不饱。驻地东面15公里是乌梁素海，北面150公里就是外蒙边境。当时中苏处于紧张状态，兵团在这里屯垦戍边。这里人烟稀少，生存条件十分恶劣。因为不长树，夏日烈日炎炎，冬天冰天雪地，飞沙走石。连队在这里开荒种地，种植高粱、玉米、土豆等，战士每月津贴5元。他们开始是挖水渠，这是一个苦力活，干不了多久手上就起水泡，几周后就长了老茧。后又被派去几十公里之外挖土豆。土豆倒是很大，但因为品质和土质等原因，不好吃。这里昼夜温差很大，白天20多度，晚上则又结冰。连队挖出来的土豆没有及时拖走，用土豆茎叶遮盖也没有用，很多都被冻坏烂掉了。1969年秋收结束，连队做了一个统计，他们的收成只有7万公斤，兵团来之前农场只有十几个人，收成约50万公斤，现在连队添了300多人，春天播种就有75万公斤的种子，施用了大量化肥，收成不到播种量十分之一，可谓劳民伤财，得不偿失。指导员做思想工作说，这是在保家卫国，免受苏修侵略。虽然很多人还是不理解，但没人敢说出来。

秋收结束后他们又被派去挖防空洞。在沙土地挖防空洞十分困难，先要挖开厚厚的冻土层，然后像蚂蚁一样一点一点地挖，但到了春天，冰雪融化，冻土层塌陷，一个冬天挖的防空洞都找不到了，这也使人气馁。

三四月时冰雪融化，开始播种小麦，因为土里有蝼蛄虫会吃种子，就把麦种与农药混合播种，播种机卷起大量的尘土，人在后面把种子和农药混合倒进播种机，被混有农药的烟尘弄得睁不开眼，像一个土猴。收割小麦也是一个苦活，由于戈壁滩的麦子长得矮，比野草高不了多少，所以割麦要半蹲着，过不了多久就会腰酸背痛。麦子成熟了要抢在下雨前收割，烈日烘烤，汗流如雨。他们通常是凌晨4点就起床下地，以便多一些凉快的时间。

连队有一个任务是修渠，把乌梁素海的水引导戈壁滩。作者在给母亲的信中记述了1971年他们挖义和渠的经历。早上六点出发，晚上六点回来，一二百斤重的大抬筐，女生负责装土，两个人抬着来回跑。几个小时后，身体越来越沉重，只剩下机械地爬行，顶着风沙向上爬，已感觉不到是自己的身体。过度劳累时也不停下，这时会全身麻木，感觉不出劳累。这次对他们的要求是连续混战，不干完，不收工。每天抬大筐奔跑十多个小时，早上扁担一挨着肩膀就疼痛难忍，但一两个小时后，肩膀麻木了，疼痛感消失，第二天又周而复始。每天都要克服两个生理极限，上午肩膀疼痛和下午的疲劳。只要能坚持下去，往往进入“第二次呼吸状态”：疼痛感消失，呼吸也由急促转为均匀，好像体力得到恢复了。他们曾经在工地不回营，吃完饭又接着干，连续干了三十一个小时，终于完工。但后来发现义和渠路线设计错误，水无法流过，需要另修一段。当这样的情况多了，就没有脾气了。理想和热情就这么逐渐消耗掉。

到了冬天，他们还要执行一项艰苦的任务，在零下二三十度的严寒时节，到冰冻的乌梁素海去打芦苇，用于造纸。每人每天的任务是打500公斤苇子。乌梁素海面积很大，没有房屋宿营，只能用打下的芦苇搭一个窝棚，把芦苇铺在冰面上，被褥铺在芦苇上，几十个人挤在一起睡觉。夜里冻得发抖，却不能烧芦苇取暖，因为一不小心就会烧掉窝棚，虽然冰面下就有水，但冰有一尺多厚，“近水也就不了近火”。打苇子的工具是长方形的冰铲，一个人一条要打500公斤很难完成，必须分工协作。一般是三个人一组，两个人推冰铲，推倒苇子，一个人负责打捆，这样能完成任务。干这种活很消耗体力，要不了多久就又饥又渴，但也只能坚持下去。苇子很锋利，布军装几天就会磨破，必须穿劳动服。手也很容易被割破受伤，发的两副手套也不够用，他妈给他寄的一副羊皮手套用了好几年。

作者还做过一段时间卫生员。他平时看过《赤脚医生手册》，被团部医院的于医生选中，去团部培训了两三个月，开始做“赤脚医生”。做卫生员虽然轻松很多，但吃饭的定量比农业连少很多，一顿饭只有一个窝头，一碗玉米粥和一些咸菜。不久他就因为营养不良，经常失眠。但他仍然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认真学习医学知识，把所有的时间都放在诊所里。有空闲的时候，他抄写各种药名的拉丁文，铭记在心，练习用拉丁文开处方。他说后来学英文的基础就是从此开始的。做卫生员期间，他救活过当地老乡因发高烧导致肺炎濒临死亡的孩子，很有成就感。但因为他平时干活努力，不偷懒，爱帮助人，人缘较好，去团部时有很多人送行，引起连部某些人的不快，不久就被别人接替了。

在这些艰难的日子里，作者始终没有忘记学习。他不打牌，有空余的时候尽量找些书看。他自己小学时学会了制作收音机，还用收音机收听英语九百句，悄悄学英语。

作者在兵团做了一件不合时宜的事。1973年福建知青李庆霖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述说知青生活的困难。后来毛主席回信了，引起全国轰动。鉴于作者所在兵团战士中弥漫着对现实不满和对前途悲观的情绪，兵团和当地老百姓因争夺灌溉和耕地等资源发生矛盾冲突，造成斗殴事件。兵团战士一年上头披星戴月地苦干，却往往入不敷出，还要消耗国家补给，造成浪费。他和另一个战友李荣田也写了一封信，寄给国家领导人，后来得知这封信因曾得到周总理批示，上面没有处分他们。但在1974年作者有机会被大家推荐上大学并获得票数第二时，却无疾而终，原来是连队负责人因为他写信这件事将他的名额取消了。他一个人跑到空旷的荒野中放声大哭，把嗓子都哭哑了。但多年的苦难经历使他渐渐平静下来，告诫自己，无论受到多大的挫折都不能放弃。1975年夏天，他等来了第二次机会，这次连队有9个名额，虽然按推荐票数他又排名第二，但因为各种原因，仅列为9个名额之外的两个候补名单。后来他前面的人一个体检不合格，一个身高差2厘米被刷下来，轮到他去参加考试，终于通过了“又红又专”的考试：就是政审和专业测试都合格。这次是北京外贸学院来招生，主要是学外语，需要年轻的学员，他作为69届初中生是年龄最小的，外语又有点基础，终于等来了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

1975年9月，作者在内蒙戈壁工作了6年后回到北京，直到办了入学手续才放下心来。他读的是英语系，有幸遇到了两位很好的老师，英语都很地道。他认真学习发音，特别是口语，每天刻苦听录音，反复大声背诵课文，练习听说的能力，用死记硬背的方式学习口语。有了在内蒙古工作的艰苦经历，死记硬背学英语不是一件难事，所以他学得很快。后来“文革”结束，他又学英美文学，喜欢读马克·吐温和海明威的作品，以及法国作家莫泊桑的作品。他经常在阅览室读《泰晤士报》《华尔街日报》以及美国《读者文摘》等，到1979年毕业时，虽然他是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但却学得相当扎实，得以留校，成为教师。1980年，美国三藩市亚洲基金会的代表到外贸学院访问，要招聘访问学者，他又参加考试，并荣登榜首，成为旧金山大学的访问学者。

作者到旧金山大学本来是想拿个学位的，因为他虽然在外贸学院留校做了教师，但毕竟是“工农兵学员”出身，想到国外拿个硕士文凭，也很正常。但到了学校之后，才知道访问学者不是学校的正式学生，可以旁听任何课，但无法获得学位。他准备学法律，如果要取得学位，需先提出申请，录取之后要学三年，还要交学费，而亚洲基金会资助他的项目只有一年，他自己也无力负担学费。后来他得知对面的商学院有为期两年的工商管理硕士（MBA）课程，希望通过加倍的努力，在一年中学完两年的课程，就决定去试一试。他发现金融管理课比法律好懂，便同学院的教授商量，定制了一个学位计划，仍然选修了合同法。但要正式入学，还是面临学费问题。他决定走一步看一步，实在得不到别人的资助，拿不到学位，只要学到知识就行。想起自己五年前还在戈壁滩做农民，做梦也想不到有一天会到美国学习，在心灰意冷之际，他提醒自己不能放弃。合同法课程学得非常艰难，因为是判例法，课本就有一千页。凭着顽强的毅力，他两步并作一步走，刻苦学习，到第一学期结束，他在商学院的课程每门都是A，合同法也得了B+。他得到法学院副院长卡苏夫人的资助，帮他支付了学费，正式成为研究生。他在暑假期间也上课，通过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学完了全部课程，获得了硕士学位。

1982年1月，作者回到外贸学院教书，教授经济学。由于他在美国学习期间每门课都很优秀，旧金山大学的教授建议他申请读博。那时中国刚刚打开国门，像他这样的优秀人才不多，几个月后就收到了几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都有全额奖学金。通过亚洲基金会和美国大学不遗余力地给外贸学院做工作，他又获得了读博的机会，到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读经济学。他的博士学术顾问是珍妮特·耶伦，后来担任美联储主席和财政部长。耶伦得知他并没有相当的数学基础，而经济学对数学和统计学的要求很高，告诉他要学的课程具有挑战性。线性代数是博士生的必修课，教科书长达400多页。他得到几个数学较好的台湾同学的帮助，反复阅读每一章，把课本通读了七遍，终于通过。后来又学微积分，就容易多了。第一学期结束，他的每门课都是A。后来耶伦推荐他给一名教授当助教，这个教授班上有一百多名学生，每周上四节课，但有很多学生来问问题，他也坚持下来了，后来还被评为最佳助教。1986年底作者博士毕业，通过了世界银行的招聘，在那里工作了半年，后来又收到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和麻省理工学院的聘书。这都是美国的顶尖大学，他对这两所大学反复权衡，难以取舍，最终选择了沃顿商学院。在这里学习的很多都是企业高管，作者教学相长，开始从事投资行业，后来他牵头的投资项目有两个还成为哈佛商学院的经典案例。他的另一部著作《金钱博弈》介绍了这两个案例，作者也因此入选“2020中国最具影响力的30位投资人”榜单。